为亡夫打官司的倔强女人

2020-01-09 10:47:52
0.1.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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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元旦刚过,我下班回到出租屋,刚在床边坐下,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。

电话是老家一个关系不错的邻居打来的,上来就说:“你坐稳当了啊,别听到下面的消息从板凳上摔下来。”

“怎么了?”我的神经不由地紧绷起来。

她接下来的话的确让我倒吸一口冷气,头脑一片空白:“什么?轮船爆炸?怎么可能!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?”

“就是31号晚上,船炸沉了,周强被炸飞到水里,第二天才捞出来……”

我的心跳暂停了一下,待回过神来,第一时间想到的,就是圣诞节前后刚刚跟我联系过的新菊。

1

新菊是我闺蜜,我认识她丈夫周强更早一些。

周强是1990年毕业分配到我们粮食局下属饲料厂工作的,比我晚1年。他个子高,性格沉稳,话不多,别人说笑,他也会露出真诚的笑容。

周强高中时练体育,篮球打得好,虽然留了好几年级,但被特招到省城粮校,后来成了校篮球队的队长,经常带队比赛,为学校争光的同时,也收获了爱情——女友新菊是他的同班同学,比他小5岁,五官精致,身材窈窕。

两人郎才女貌,人人称羡,只是双方家庭条件相差悬殊——周强家是县城普通市民,父母没有正式工作,家庭负担不小;新菊家在省城附近的一个城市,家境不错。毕业时,新菊的父母强烈反对女儿跟着一个穷小子到小县城,他俩只好先各自回了老家。

然而,1年过去,看似柔弱的新菊,意愿坚定,仍非周强不嫁。家人拿她这犟脾气没办法,只好动用关系把她调到我们单位,提醒她:“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你却愿意从大地方嫁到小地方去。将来有的是苦给你吃。”

新菊义无反顾,选择了周强在一起。1992年,单位建了新的家属楼,我们成了一个院里的邻居。那时,粮食局形势一片大好,周强能力出众,从机修班班长干到生产车间主任,最后又被提拔为销售部经理,成为了公司的小头目。他们夫妻俩双职工,日子算过得不错。

然而,2000年后,政策的变化和市场的冲击,让我们单位慢慢陷入了困局,工厂的业务都处于萎缩状态,勉强维持到了2005年,工厂彻底停产,工人们都陷入失业状态。单位没有任何说法,我们大家连生活费都没有。同事们都说:“这样不死不活地拖着,还不如买断下岗呢,那样还多少有点补偿。”

单位里,我和新菊不在一个部门,只是点头之交。工厂停产后,我俩都赋闲在家,因孩子年龄相仿、经常在一起玩,我俩也就逐渐熟络起来。

那段时日,我无所事事,每天沉迷炒股,想赚大钱。新菊则脚踏实地,接一些在家做的手工活,有时是穿珠子、串项链,有时是焊接小灯泡。她手很巧,打毛衣,勾鞋子,勾各种衣服,还给我勾过一件小披肩。用她的话说,“这些零碎银子,饭钱、菜钱是没问题了”。

我很佩服新菊这种能在逆境中寻找突破的良好心态。但同样没有事情做的周强,却是时常蹙着眉头在抽烟,偶尔在家属院楼下碰到,一向和善的他也只是点点头,一言不发。

当然,周强这种状态大家也都能理解,两口子都没收入,还有孩子要养,一家之主,必然更为焦虑。新菊偶尔向我埋怨丈夫:“人家都会主动想办法,他就不会,也不去找门路、找找人,看看有什么机会。他这人就是好面子,抹不开脸,不愿意求人。”

“一时半会儿想找到合适的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,你看咱们厂里那些人,不是在街上推人力三轮就是当装卸工,难道你想让他也干这个?”我安慰道。

新菊不语,过了一阵又说:“哎,但话说回来,周强这人是真的不错,对我很好。这么多年来,只要他在家,一天三顿饭都是他做。我有时想打个下手他也不让,都是把饭盛好,摆好碗筷,我和儿子吃现成的。吃完饭,他又收拾涮锅洗碗。他是体谅我远离父母,奔着他来到这儿,格外照顾我。”

说到这些,新菊眼里闪现出幸福的光。我们也都知道,新菊人漂亮,周强以前在穿戴上给她花钱毫不吝啬,去外地出差回来都会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和首饰。也就是因为周强对她好,连他们结婚时公婆没出彩礼的事,她都不计较了。

结婚后,作为小儿子的周强,时常毫无原则地补贴哥哥、姐姐,还以低于市场价2万的价格把宅基地卖给了哥哥,新菊虽是心里不悦,但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:“我是真不想他为难。只是,以前我们都有工作,他补贴倒也罢了,现在我们都这样了,他哥哥姐姐的孩子也都工作挣钱了,也没见他们谁体谅我们一点儿。那天我给儿子买了一把香蕉,还有牛奶,没想到他一转手就拿给他姐姐了,给我气死了。”

在家干耗了大半年后,周强经粮校同学的介绍,于2005年年底去了外地一家饲料厂工作,还是负责农户的养殖和回收。那之后一段时间,新菊的神色轻松不少。“一个月轻轻松松也能挣五六千”,这收入,当时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算很高了。

2006年暑假,新菊带着儿子去周强工作的地方去探望,一个多星期后回来了,我看见她腿上都是被虫子咬的红斑。

“那地方周围都是农田,蚊子特别多。钱是不少,但人可就是辛苦了。”新菊说。

那以后,一个人在家的新菊,除了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,便是接更多的手工活。我有时劝她注意休息,爱护眼睛,她笑着应承,手上却闲不下来。

2

一晃3年过去,新菊的儿子也上初中了。周强有个远房亲戚开了个小公司,缺个出纳。新菊之前没接触过财务工作,但想着减轻点周强的压力,硬着头皮应下来,一边干一边学。工作虽然辛苦,但她总说,能分担下家里的经济压力,也是幸福的。

就在这一年,开发商买下了我们厂区闲置了几年的土地,开发商品房。一夜之间,厂房、仓库全部拆除,和我们家属院一墙之隔的厂区变成了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。

单位主管部门从卖地的钱中拿出一点零头,给我们一百多号员工“买断”,20年工龄也只有两万左右的补偿,大家都觉得这太不地道了:“卖地卖了几千万,就给我们这一点补偿,总共不过花了两百多万,剩下那些钱都哪去了?”

工人们私下议论,但是一时谁也没什么主意。几年来,大家各自为生计奔波,男的迫于压力,像周强一样外出打工,女的也想各种办法打工挣钱。虽然大家想为自己多争取一点利益,但没有人愿意为了这个渺茫、未知的结果出头。

反倒是一向看起来温温柔柔的新菊,召集在家属院的下岗女工们说:“咱们得去找上面问问,卖地得了那么多钱,咱们这几年的生活费总要给的吧?补偿的那点钱,是买断工龄的钱,按照规定,这几年的生活费也是要给的。”

“想找回生活费?这有点难吧?”

“具体怎么办?我们听你的。”

女工们叽叽喳喳,新菊果断地压住了她们的议论:“关键是人心不齐, 咱们通知到厂里的每个工人,一家必须出一个人。人外出了,可让家里的老人来一个。如果有人既不出人也不出力,最后争取来了绝对没有他的份!”

“这样最好。”大家赞道。

“我们要有理有据,依据法律和法规办事,决不能有过激的行为,这是底线。”新菊又说。

大家点头。

新菊双管齐下,她以开发商施工扰乱家属区正常生活为由,安排了人三班倒在大门口堵着,不让施工车辆进出,然后带着人到粮食局找有关领导,诉说工人几年来待业在家的艰难生活,摆出政策——停产期间的生活费在买断时也要补发。

她对着局里领导侃侃而谈,有理有据:“以前,厂里停产没有钱,我们没有人提出任何要求。如今,卖地卖了7000多万呢,这点生活费也不给,就说不过去了。我们厂里的工人是最老实的了,要像别的厂子,早就闹得鸡犬不宁了。”

领导说:“聚众闹事是违法的,以后,有什么诉求,严格限制人员数量,不得超过5人。”

“那好,我们就按照规定的来,我们也不是闹事,就想得到自己应有的利益。”

工地的门被堵了几天以后,开发商急了,耽误一天施工,他们损失很大,立即给上面施压。随后,新菊带领大家和局领导几番交涉,最终,局里同意出钱补偿工人这几年生活费,每个职工又分得近万元。

大家纷纷感谢新菊这个“领头人”,她也完全不表功,又恢复了往日温柔的模样。

3

“买断”后的两年,新菊家日子倒也不错。只是,世事难料,2011年,周强所在的公司又在行业下行大潮中败下阵来,他又一次下岗了。

此时周强也已经是45岁的人了,再回体制内工作早没有可能。曾经所学的技能,在当时的行业形势下,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发展。这次的打击比几年前更狠,周强再次陷入焦虑中,郁郁寡欢。

新菊比丈夫务实了许多,她把亲朋好友都想了一遍,最终想到自家姐姐那几年在长江里开货船,从岸边的一些水泥厂、砂石厂拉货,给一些沿江或者支流边上的工地运送砂石水泥,也给一些桥梁施工方供货,收入可观。

新菊和周强商量,想跟她娘家哥哥两家合伙凑钱买一条船,让她姐姐带着一起在长江里搞航运,跟着姐姐货源也有,销路也有,“是出力气的活儿,但好歹能挣钱吧”。

做这个买卖,就意味着周强彻底脱离了以前的行业。另外,开货船在水上运砂石水泥,怎么着也有点危险。新菊一开始也有点犹豫,但一想到家庭的境况,对周强说:“干什么没有风险呢?要么窝在家里受穷,要么拼搏一下。”

东挪西借,两家人合伙花几十万买了一条吞吐量不算太大的货船,好在生意还不错,两年后,他们又把旧船卖掉,添钱买了一艘大一些的船。

此时,小城的房价也一路上窜,涨到3000多了。新菊和周强合计:“这么多年了,人家都买了新房,咱们还住在这20年前的旧房子里,说起来都丢人,不如就买一套新房吧。”于是,他们再借钱,交了12万的首付,买了一套120平方的新房。跑船的收入刨去家庭日常开支,足够还房贷。

新菊的哥哥有本职工作,并不总跟船。大多数时候都是周强一个人待在船上,除了负责开船的船老大夫妇俩,其余诸事,基本都由他一个人在船上操持,从跟着新菊的姐姐联系货源、联系工地送货,到最后进货、卸货,都自己来。他经常两三个月不回家,回家一次,也待不了几天。我们在一块闲聊时,新菊言语间多是对周强满满的心疼和体谅。

货船运输,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,但其中的麻烦外人是不知道的,从装货开始,便会遇到层层关卡。有一次,周强的船在安庆一带遇到麻烦。他有一个粮校的同届同学小明,就在那里一个县的实权部门当副局长。周强本想找他帮忙,但想到两人地位悬殊,今非昔比,就开始磨磨蹭蹭,拖了一个月,事情仍未解决。最后在新菊的催促下,周强才硬着头皮去找老同学。小明得知情况后,埋怨他:“都一个多月了,你才想起来找我?你还拿我当朋友吗?”在小明的帮助下,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。

渐渐地,周强在长江上也跑出些门道,买卖干得顺遂很多。2013年秋,新房交付,他们随即装修好房子,搬入新居。生活似乎向他们夫妻俩敞开了阳光大道,然而,他们才在这条大道上走了一年,噩梦就降临了。

4

我在电话中得知周强遭此大难,对新菊的悲伤感同身受。然而,我当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北方小城打工,身不由己,不能立即回去帮助处于悲痛中的她。

春节回家,我第一时间去看望新菊。一进屋,便看见周强的遗照摆在电视柜上,格外让人惊心。

新菊见了我,哭个不停,精致的巴掌脸瘦了一圈,变成了锥子脸,从没胖过的身材更加纤瘦。我不知说什么好,只有默默陪着流泪,待新菊平静下来,她给我讲起了事情的经过。

2014年12月31号那天天气很冷,新菊知道周强的船在邻近的一个县的渡口装散装水泥。第二天就是元旦了,也是他们结婚22周年的纪念日,可是周强并不能回来。反正是老夫老妻了,也不讲究那些,多年来,周强都在外奔波,也很少过这个纪念日。

可是,新菊不知为何,却总觉得心里难受,还算出来他们从结婚到那天的天数,鬼使神差地发了一条朋友圈——

“8030个日子串成一首歌?几幅画?还是剪切成了一缕炊烟?几行泪水?”

新菊的朋友圈(作者供图)

事前,我看到这段话,是觉得莫名其妙。毕竟两人恩爱,生活也很不错,何来“几行泪水”一说?事后再读,才觉得,是不是冥冥中有什么神启?

“我为什么要算这个日子呢?就在出事前的几个小时!”新菊指着朋友圈那段话,不住地摇头叹气,“难道真有什么预感?”

就在那条朋友圈发出几小时后,她的手机响起来。噩耗传来,何止几行泪水?而是泪流成河。

那天晚上,船老大夫妇二人上岸有事,周强一个人去水泥厂装货。散装水泥不停地被打进船舱,突然,一阵巨响震彻夜空,船体爆炸,船被炸得倾覆,一半倾斜到水中。炸飞的水泥散落在岸边,堆积了厚厚的一层,周强则被炸飞,落入水中。

新菊已经回忆不起来她是怎么从家里到达事故现场的,“我整个人都是懵的”。面对黑暗中的河流,她瑟瑟发抖。打捞工作进行了一夜半天,才在离船很远的地方找到了周强的尸体。新菊见状,几近昏倒,跟我谈起来,也是几度哽咽:“我对不起周强,他只有49岁,就这样突然走了……”

“这怎么能怪你呢?不要这样自责。”

“我活到40多岁,从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,我两口子为人处事怎么样,你是最清楚的,为什么我们会遭此大难?”新菊边哭边说,但转而又擦干眼泪,目光坚定地说,“我一定要跟他们死磕到底,该抓的抓,该赔的赔!就是得给个说法!”

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轮船爆炸的呢?”我很不解地问道。

“就是压力阀失灵,导致水泥一直往里打,最后压力太大,发生爆炸。”在新菊看来,首先要承担责任的是水泥厂,多少水泥、打多长时间应该是有数的,这样无意识地往船上灌水泥,肯定会造成悲剧。

“当地海事安检部门也要负责,对船的安全检查为什不认真?收了钱就一走了之,为什么不按时更换压力阀?挂靠的航运公司,也脱不了干系!”新菊说着说着,那股倔强劲儿又回来了。

事发后,这3个在新菊看来要负责的部门,没有一个主动联系她协商赔偿的,这让新菊非常寒心,“他们的心难道是石头长的吗?”

听到她想要以一己之力对抗这3个部门的想法,我觉得简直是以卵击石。我宽慰她慢慢来,哪曾想,其实她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一阵了——我回家这时,距事故发生已经将近一个月了,周强还未入土为安,躺在事发地的殡仪馆里,因为“事故还没处理,不能就此作罢”。新菊说,周强的遗体当时从水中打捞上来后,就在岸边放着,想他这么冷的天在水里待了那么久,她心如刀割。但她坚持,不处理好事故就不移动周强,就在岸边放着。

周强一大家子人,没有人愿意出面解决问题,就连新菊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去找人,他们都不积极。新菊对他们说:“周强以前对你们当哥哥姐姐的怎么样?如今他惨死,你们帮忙找找人都不愿意。不看死人看活人,你们还有侄子正在上大学,事故不明不白,以后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?买这个船欠了那么多钱,怎么办?你们不去也得去,你们是哥哥姐姐,必须去!”

周强的哥哥姐姐们觉得理亏,只好跟着。有关部门软硬兼施,要求家属把尸体运去殡仪馆暂放,说善后的事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处理好的。周强的亲属们胆小怕事,被人家的态度吓着了,就想主动把尸体送到殡仪馆,还劝新菊不要鲁莽行事。新菊坚决阻止道:“事故确实不能一下子就处理好,但是,不给个说法,我们坚决不能把周强移走,更不能主动送去。存放到殡仪馆,也是一个长期的事,是一笔很大的费用,我们主动送去,也就需要我付这个钱。有关部门要处理事情,要消除影响,让有关部门送去好了!”

在新菊的坚持下,最终由相关部门出面,将周强的尸体送到当地殡仪馆存放,费用由政府给付,下一步,成立事故调查组,处理有关问题。

“哎,这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。”新菊和我说着,窗外有鞭炮声传来,愈发浓郁的春节氛围,更增添了这个家里的悲伤气氛,这个年注定是悲悲戚戚了。

年后,我照旧出外打工。临走前再次去看望新菊,只嘱咐她一定注意身体,万事小心些。我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想到新菊的艰难处境,怕她烦闷,比以前更主动地联系她,她也随时将这件事的动态说与我听,权当纾解自己的压力。

5

2月底,年已经过完了。新菊迫不及待地去问情况,只是“成立事故调查组”的承诺还遥遥无期。新菊觉得自己不能等下去了,事故原因很明晰,无非就是几个部门划分责任的问题,她不想坐以待毙,“得主动出击”。

她先去了几次水泥厂,可是找不到负责人——领导不是开会去了,就是出差去了。她曾在办公室里等了两天,每顿只吃一个烧饼充饥,最终没见到负责人的影子。

随后,她去了海事局。对方不认为自己有责任,说安检有船主签字了。新菊让他们把签字的材料拿来看,他们又拿不出来。“这事就等调查结果出来,该我们什么责任,我们承担。”他们撂下这句硬邦邦的话,便对她置之不理。

接着,她去了货船挂靠的公司,公司负责人说,“就收了一点挂靠费,结果要承担这么大的赔偿责任,太亏了”,不愿意给任何赔偿。新菊说要请律师起诉他,那人直接耍起无赖:“起诉就起诉,大不了坐牢,反正我不赔。”

几经折腾,事故处理依旧没有眉目。新菊一筹莫展,一度迷茫甚至绝望。她想起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来探望的小明对她说,还是要依靠当地政府。当时她没听进去,现在想来,是唯一的办法了。毕竟责任方怕赔了钱家属还没完没了,若有政府部门的协调,各方都会放心吧?

于是,新菊又回到推进当地政府部门尽快成立事故调查组上面来。她召集了周强的朋友、哥哥姐姐还有娘家亲戚,去到事发地的政府讨要说法,希望能形成压力,让有关部门及时解决问题。

去一次,来回路程四五个小时。周强朋友都有各自的事情,娘家亲戚又隔得远,几次下来,新菊也不好多麻烦他们。周强的哥哥姐姐们更是令人心寒,连路上吃饭,都等着还没毕业的侄子给他们买单,开车出去,也要新菊给他们加油。每到一个部门,新菊声泪俱下地据理力争,他们也只是瑟缩在后面,一言不发。新菊让儿子捧着周强的遗像在有关部门的门前跪着,有人过来吓唬他们:“不要抱着照片在这里,影响不好,不然把你们都抓起来!”

“为什么不能抱着照片?那是他爸爸,他爸爸死得这么惨,现在得不到公正处理,他就要给他爸爸伸冤!”新菊一点不怕他们,“求你把我们都抓起来吧,我们孤儿寡母,到了这个地步,也没办法活下去了!”

她说着,扯住那人的衣袖,把他的衣服都扯破了,那人落荒而逃。

“他们那些公务人员也挺不容易的。”跟我说起那个场景,新菊还笑了。

然而,3家责任方谁也不愿轻易做出承担责任的许诺,他们都在观望,千方百计地推脱责任,希图把责任最小化,赔偿能拖就拖,能躲就躲。

就这么跑了一阵子,亲朋好友不再继续帮忙,新菊也让儿子去上学了。她自己一个人不停地往返事发地的政府部门,奔走呼号,推动有关部门及时处理,当中的艰难和煎熬,不是别人能体会的。

最终,新菊磨破了鞋底,终于在5个月后,逼着政府部门专门成立事故调查处理小组,协调有关事宜,当地的县长任小组长。

6

即便到了这一步,事情进展也并未有新菊想象中顺利。

首先是责任划分——水泥厂承担60%的责任,另外30%的责任由海事船检部门和挂靠公司来承担。可是,没有哪一家爽快地掏钱赔偿,海事安检部门坚持自己没有责任,挂靠公司的负责人居然直接跑了。

“那还有10%的责任呢?怎么没人承担?”新菊迷惑地问县长。

“另外10%是船主自己来承担。”县长语气平平。

“我们已经家破人亡了,还要承担责任?”新菊想不通。

“我们这个处理小组,只能把大家召集起来协调问题,至于法律问题,你还是要找律师,能协商好更好,协商不好,还是要走法律程序,要通过起诉的途径来达成——毕竟现在是依法治国,不是人治,我这个县长也不能说抓谁就抓谁,还是要通过法律。”

随后,县长给新菊推荐了一个律师,新菊通过律师递交了诉状。

律师给她详细分析了各种情况:水泥厂问题不大,60%的责任,他们也没有太大异议;海事安检部门和挂靠公司坚称自己没有责任,不愿承担;至于船主的经济和法律责任,新菊可以给她哥哥出具一个谅解书,这样可以免除哥哥的刑事责任,至于周强的法律责任,“他人已经不在了,经济责任,你们船主自行承担10%”。

至此,法律上的问题新菊比较清楚了,有了这个方向,往后也有了依据。

8月份,我因事回家,到新菊那里坐了坐。她满脸倦容:“真的,我鞋子都快跑烂几双了。”

“如果是我,我会放弃的,这么难,简直不敢想象。”

“我也就是拼着这一条命了。”她疲惫地说。

长时间的奔波,让新菊感到身体不适、腰部疼痛,她到医院检查,被诊断为严重的肾积水。从动手术到出院,一个多月的时间,周强的家人没一个去探望新菊。她彻底看透了这家人。他们的冷漠,让她更加坚定了讨回公道的决心。

9月初,身体稍有恢复,新菊又去找县长——县长可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,即使事先电话联系好了,到了县政府,有时他开会,有时他出差,有时他忙别的事,经常去了几次也找不到人。新菊只好在办公室外等着,从早上等到晚上,随便对付几口饭,吃几口冷硬的馒头,喝几口凉水,找个简陋的旅馆住下,接着等。

等见到县长,她便声泪俱下地说:“既然事故责任早已划分清楚,该赔偿的何时才能到位?出了这么大事情,人也死了,买船借了那么多钱,债主上门逼着要钱。为了这个事,我也不能工作。儿子还没工作,生活都成问题,就等着这个赔偿款还债……”

听她哭诉良久,县长也起了恻隐之心:“我很同情你的遭遇,我安排人再催促一下水泥厂方面,让他们尽快赔付到位。”

她又去找律师:“逃避责任跑掉的人,就没有办法了吗?难道跑了就万事大吉了?”

律师告诉她,法院已经建立了赔偿账户,第一批水泥厂的赔偿不久就能到位了;海事安检部门还在沟通协商中;“至于挂靠的轮船公司负责人,公安部门也在实施抓捕”。

在各方努力下,海事安检部门也认了责,把赔偿款打到指定的账户上。逃跑的那个公司负责人,也最终被公安抓了起来。

到了2016年初,新菊那句“该赔的赔,该抓的抓”,总算是落到了实处。至于赔了多少钱,新菊没有说——财产赔偿按实际损失,由保险公司赔偿,除去船的本钱外,邻居都猜测大概还有100多万。

至此,在殡仪馆里躺了一年的周强,总算可以安心了。新菊为周强讨回了说法,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,她把葬礼办得很隆重。

葬礼上,新菊神色疲惫,但眉眼之间更添了些倔强:“不管怎么样,这一页总算翻过去了,我和儿子会好好生活下去的”

听她这么说,作为朋友,也放心多了。

7

新菊的儿子大学毕业后,在南方城市找到了个好工作。她也继续在自己的出纳岗位上勤勤勉勉。有时我们在微信上聊些家长里短,偶尔还能看到她朋友圈发的广场舞的视频。

让我惊讶的是,2018年,她居然考取了初级会计证。

“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考下来,我居然考上了。因为有这个证,工资也因此增加了不少,就是以后再找工作,也更容易。”她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此时,她已经48岁了。

这一年,新菊把刚住了几年的房子卖掉了,得到50多万,又把赔偿款拿出一部分,给儿子在工作的城市付了100多万的首付。

她不想再住回到我们家属院的老房子里去,在老城区的繁华地带租了房子,独自一人居住,每天按部就班上班,晚上到附近广场跳舞,日子过得平静,也慢慢走出了那段人生的至暗时刻。

2018年年底,她告诉我,她粮校的同学,要给她介绍对象。

“以后的人生还长着呢,你应该有自己的幸福。”我为她高兴,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”

没想到,那个“对象”就是小明。当年周强的事,他虽然不方便处处亲力亲为,但是总会在关键时候给出主意,新菊很是感谢他。在周强的事解决完不久,小明的妻子查出癌症,很快便去世了。

后来开同学会,有个同学对新菊半认真半调侃道:“这都几年了,人家老周说不定在那边早就找人了,你也该考虑自己的事了。”随后,便撮合新菊和小明:“自从他妻子死后,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,女方什么行业的都有,也有未婚的女性,可是他都没有同意。”

在同学的牵线下,两人也慢慢聊起来。有好事者把新菊的新恋情说给周强的大姐听,周强大姐愠恼,“不要跟我说这些,我不想听”。新菊不在意这些,毕竟周强已经走了3年多了,是时候考虑自己接下来的生活了。

2019年中秋节前,新菊正式嫁给小明。

这么多年的朋友就要远走,我心里五味杂陈,既为她找到新的幸福高兴,也为朋友的远去伤感。在她走的前一天,我请假去她娘家送她。婚礼当年早上,我和前去送她的客人们从宾馆到她家楼下,新菊在娘家人的簇拥下打着红伞,穿着紫红色的蕾丝裙,走上了新郎的车,49岁的她,身影依旧娉婷。

看着远去的车影,我又想起了这个倔强的女人经历的起起伏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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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:《江湖儿女》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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